前不久，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密切协同，先后完成了舱外助力手柄安装、载荷回路扩展泵组安装、舱外救援验证等二次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数月前，搭载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直冲云霄。彼时，作为神舟飞船的设计者之一，黄震看着手机直播画面，气定神闲。

　　在这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型号副总设计师的记忆中，神舟八号发射时，他紧张到手心冒汗、睡不着觉。后来每次神舟飞船发射，他多少都有些紧张。但是，到神舟十四号发射的时候，他已变得从容淡定。究其原因，黄震说，“底气来自神舟飞船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如今它已越飞越稳健”。

　　在太空完成“穿针引线”

　　黄震的航天梦源于2003年。那一年，他在北京大学物理专业读大三。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当时他暗下决心，要做一名航天人。

　　7年后，黄震博士毕业，正式入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刚参加工作，他就参与了神舟八号任务，这也是我国载人航天任务中第一次进行交会对接的型号。

　　那时，包括黄震在内的很多人对将上演的“太空之吻”充满想象。在飞控环节,他担任的是“长城岗”。从火箭点火发射的那一刻起，黄震便紧紧盯着屏幕，一刻都不敢松懈。

　　“长城报告，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北京飞控中心传来黄震的报告声。

　　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的飞行速度达到7.8公里/秒，让两个高速运动的飞行器交会对接于一点，相当于在太空中完成“穿针引线”。

　　“想顺利完成对接，就需要对飞行器实现精确控制，特别是当神舟八号一步步逼近天宫一号时，需要追一步、看一看。”黄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外人看来，神舟八号的飞行轨迹走走停停，其实那是神舟飞船在严格按照飞控人员的控制指令“赶路”。

　　“两个飞行器每通过一个环节，我就撕掉用不着的预案，真的非常开心。”黄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交会对接成功的一刹那，几百项预案被他全部撕完。

　　从解“填空题”到答“论述题”

　　2013年前后，美国的龙飞船已经实现了近地货物运输，用于载人登月的美国猎户座飞船、俄罗斯雄鹰号飞船也已开展研制，如果不抓紧论证我国的新一代载人飞船，中国的载人航天将被国外远远地抛在后面。

　　就在这时，黄震被幸运地选中，担任总体技术负责人，开始了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和载人登月的论证工作。

　　“经过这次任务，我完成了一次蜕变。”回想那段攻关历程，黄震向科技日报记者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在神舟八号任务中我是在完成一道‘填空题’，那么成为新一代载人飞船任务的总体技术负责人，考题就由‘填空题’变成了‘论述题’。”

　　没有标准答案，有的只是明确的任务：用3年时间，验证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的外形设计以及这个外形能否支撑未来中国几十年的返回再入技术。

　　黄震带领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年轻团队迎难而上，从查阅参考资料开始破题，在学习各种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等知识中，一点点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那段时间，黄震经常晚上12点多才下班，回到家后还要打一会儿游戏或者看会儿电视再睡。不然的话，他根本没有办法睡觉，那些盘旋在大脑里的问题会一波又一波地袭来。

　　直到2016年，黄震借助长征七号首飞的机会，将多用途飞船缩比返回舱送入太空，在绕飞地球一天后再入返回。为了获取完美的气动数据，返回舱一改神舟飞船精确落地控制方式，而采用“无控飞行”方式返回地面。

　　用7年实现由跟跑到并跑的飞跃

　　多用途飞船缩比返回舱再入返回的那一天，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但黄震依然惴惴不安。

　　当飞船与组合体分离的瞬间，黄震屏住呼吸、紧握双拳，当看到飞船自动旋起，他激动地从椅子上蹦了起来。黄震知道，“最关键的一关闯过了”。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多用途飞船缩比返回舱成功返回，完美获取了4%的高精度气动数据，为新一代载人飞船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0年5月，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从高度8000公里以上的轨道直接成功返回，落点精度达到10.8环，黄震及其团队成员用7年时间实现了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技术由跟跑到并跑的飞跃。

　　随着空间站成功建造，新一代载人飞船技术实现突破，我国已具备了开展载人登月的条件，黄震又开启了研制月面着陆器的新征程。漫漫航天路，黄震和团队成员一起锚定载人登月目标，要将航天员送到月球上去，在地外天体上留下中国人自己的足迹。

　　“未来，我特别希望能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建立一个可以自由往返的通途，像我们平时坐飞机一样，可以出差去月球。更远的将来，我希望可以走出地月系，飞向火星。”黄震说。